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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著作權侵犯罪及其保護策略
發布時間:2020-07-02

  摘    要: 擁有著作權的音樂可以在合理的范圍內發揮其作用,這是常理,但是有些不法行為在沒有權利的基礎上使得音樂的利用惡化,不僅侵犯著作權人的基本權利,還影響了社會秩序,因此,為了和諧的音樂市場以及音樂發展,應當對音樂著作權犯罪行為加以打擊。

  關鍵詞: 音樂侵權; 著作權; 法律; 利益;

  音樂本應讓人賞心悅目,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把其作為利益的交換工具來加以利用,滋生出許多以不法手段獲利的音樂侵權行為,嚴重的達到犯罪的地步。若想給音樂傳播一個光明的道路,面對音樂侵權行為,就必須通過強有力的法律手段來處理,針對音樂權利的犯罪行為也應當利用刑法來打擊,這也是市場正常運行的基礎,“處理法律中顯著的矛盾則是考驗統治者的能力。”[1]音樂侵權的處理也尤為重要。

  一、音樂著作權

  (一)音樂著作權的概念

  著作權也稱作版權,是指法律賦予作者因創作文字、藝術和科學作品而享有的專有權利。當作者創作富有獨創性的音樂時,即對此創作的音樂作品享有音樂著作權,并因此獲得權利,其他人則需要在作者的權利范圍之外使用,否則只能通過合法手段獲得使用該音樂作品的權利。

  (二)音樂著作權的范圍

  音樂著作權和其他類型的著作權類似,其權利包括人身權、財產權以及其他權利,例如人身權里面的發表權、署名權等,以及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等財產權利。而本文主要討論財產權利的侵犯內容。

  (三)音樂著作權的對世性

  音樂著作權是著作權的一種,音樂著作權也是一種絕對權,一旦享有就取得獨享性,其他人不得通過非法手段獲取,正因為如此,其他人若是想從中獲利,就必須通過合法手段獲得相應權利,否則視為侵權,而從中牟利的不當性也證實了其危害性。
 

音樂著作權侵犯罪及其保護策略
 

  (四)音樂侵權的多樣性

  由于音樂是一種可以載托的無形物質,通過載體的傳播,我們可聽可唱、可讀可寫,若是使用不當則可能構成侵權。例如寧勇與《臥虎藏龍》電影音樂著作權糾紛,就反映了“被許可復制發行的錄音制作者使用已制作的錄音制品的行為”是應當被得到認定的事實[2],因此對于音樂侵權的保護則更應該細分。

  二、侵犯著作權罪的解讀

  (一)侵犯著作權罪的目的

  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規定:以盈利為目的……并處罰金。可見行為人對著作權的侵權行為是以盈利為目的的,若是不滿足此要求則不構成侵犯著作權罪,也就不受刑法本條處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行為的目的性表明了行為人的主觀故意,而不以盈利為目的的音樂制作只能說是熱愛,但是其只存在于音樂制作的初始階段,當想要發展音樂時,就不得不準備和社會進行利益交換,利益交換中則體現其主觀目的的純潔性以及手段的正當性。并且正是因為其以盈利為目的,實施了刑法所規定的行為,所以可見其主觀上存在故意。

  (二)侵犯著作權罪的行為

  侵犯著作權罪的行為在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有列舉,而四個具體行為是:第一,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其文字、音像、計算機軟件等作品;第二,出版他人享有獨占出版權的圖書;第三,未經制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制作的音像制品;第四,制作、展覽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可見,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音像作品,以及未經制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制作的音像作品的行為,都是對音樂著作權的侵犯,即未經許可或在許可之外復制發行他人有音樂著作權或者制作權的作品。

  (三)侵犯著作權罪的結果

  對于侵犯著作權罪而言,行為人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必須達到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而在此基礎上有一個法定刑升格,那就是違法所得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可見侵犯著作權罪是結果犯,結果滿足則罪名可能成立。任何人都不能從不法中獲取利益,本身行為的違法性,由于不能依靠其行為來定性為犯罪,畢竟其侵犯的是他人的非基本權利,因此需要以一定的結果來衡量罪與非罪的結果界限,而侵犯著作權罪成立的結果要件就是行為造成的后果要達到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

  (四)侵犯著作權罪的處罰

  對于侵犯著作權罪而言,其有基礎刑,即結果在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時,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也有升格刑,即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的情節時,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可見侵犯著作權的處罰方式既有自由刑也有財產刑,兩者可并處也可單處。“罰金刑是懲治貪利性犯罪的有效手段,其執行具有經濟性,能增加國庫收入,也能避免自由刑在監獄中對犯罪分子的相互感染,利于改造犯罪人,還有誤判易糾的特性。”[3]

  三、完善音樂著作權的保護措施

  (一)客觀行為判定盈利目的

  由于主觀的東西很難拿捏,在判定行為人在實施侵犯音樂著作權時是否有盈利的目的則有些困難,而若是依據當事人的供述筆錄以及證人證言則很難達到排除合理懷疑,而在侵犯著作權罪的客觀行為中,關于音樂著作權的侵權行為則有:未經他人許可復制發行其音樂作品,以及未經錄音錄像制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制作的錄音錄像。而在此兩種行為下的經濟付出不做過多考慮,只要求其在事實行為時是否出現了利益交換,正如用價值100元的材料制作了60元的物品一樣,就是體現在他們的目的不合法,實施的行為自然也受到詬病。雖然有些學者建議侵犯著作權罪的構成要件中“以盈利為目的”已經不符合現實社會的發展,例如,“背后的主要理由在于,近些年盜版犯罪的根本原因是暴利的驅使,刑法考慮設置一種犯罪的構成要件應著眼于普遍性的問題,而不能因個別、特殊情況而影響對全局的選擇。”[4]但是,行為人的主觀狀態表明了其態度以及其人身危險性,因此不能以偏蓋全給予否定,應當在現實生活中找尋出路,給它以新的解釋。

  (二)應列入參考損害情節

  在對于結果的描述時,只具體列舉了違法所得數額問題,而兜底性的其他嚴重情節則需要詳敘,應當將損害情節具體列出,即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損害利益數額較大時,應當考量的是,一方受益不一定代表著利益均衡取舍,例如行為人在賠錢的情景下實施的侵權行為該如何界定違法性,因此應當雙管齊下去界定。但“著作權作為無形財產,其侵權損害賠償的計算完全有別于一般的民事案件”[2],對于如何規定則需要具體研究。

  (三)理論不能阻礙司法實踐

  非法出版、復制、發行他人作品的行為,構成侵犯著作權罪,但是同時也滿足非法經營罪的構成要件,雖然可以看作是兩者之間的競合,但是這并非是真正的競合關系,“承認這兩罪之間的競合關系實際上不利于實際問題的解決。這兩罪名之間不存在競合關系,沒有必要從非法經營與銷售兩個概念理解兩罪的關系。”[5]并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11年1月10日印發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就明確規定:應當按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的規定,以“侵犯著作權罪”定罪處罰,而不按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可見對于此行為,法律的態度是確定的,所以綜合來看,該行為不存在什么競合問題,若是學術上對其爭論不休,則不利于司法實踐,更不利于音樂事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78-79.
  [2] 劉興桂.電影作品侵犯音樂著作權的認定與責任—寧勇與《臥虎藏龍》影片音樂著作權糾紛法律問題研究[J].法學雜志,2008,(2):82-85.
  [3] 陳興良.刑法適用總論(下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94-196.
  [4] 李宗輝.網絡空間中侵犯著作權罪的法律適用[J].政法學刊,2019,(1):70-77.
  [5] 張曉偉.著作權犯罪若干問題思考[J].中原工學院學報,2017,(5):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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