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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體字產生的社會條件與文化背景
發布時間:2020-03-10

  摘    要: 云南曲靖市保留著兩塊魏晉時期的著名碑刻:《爨寶子碑》(刻于405年,俗稱小爨碑)和《爨龍顏碑》(刻于458年,俗稱大爨碑),世稱二爨碑。碑中爨體字書寫風格獨特,是中國漢字書法隸書楷化過渡時期的代表性字體。自二爨碑發現以來,當今學者對于爨體字的研究多從書法藝術角度入手,少有社會視角。爨氏氏族統治南中地區(始于晉代永和三年,終于唐代天寶七年)的特殊政治環境、文化條件、時代背景等社會因素是爨體字產生的客觀基礎,其復雜多元的文化背景對于爨體字有著決定性影響。在現今社會,爨體字不單在書法方面占據一席之地,在城市文化建設方面及其文化精神方面的現實意義都頗具討論研究的價值。

  關鍵詞: 爨體字; 社會條件; 文化背景; 文字價值;

  二爨碑獨特的書體風格,被現代書法家稱為“爨體”,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中國漢字隸書楷化轉變過程的寶貴實物資料。自清朝碑學興起以來,“二爨”書體受到了當時眾多書家學者的推崇,康有為先生在《廣藝舟雙楫》中將《爨龍顏碑》列為“神品第一”。從上個世紀90年代的首次爨文化學術討論會,到16年的首屆“爨體”書法大賽,爨體字的研究日益被廣大學者重視,大量爨體書法作品被歐美和亞洲的日韓等國收藏,。

  一、爨體字產生的社會條件

  自東漢末年至唐朝建立以來,中原戰亂頻發,大量戰亂移民遷徙至南中(今云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來自中原的漢族與當地土著民族(少數民族,彝族居多)不斷相互交流融合。在民族大融合進程中,爨氏大姓迅速崛起并統一南中,創造出燦爛的爨文化。爨體字是爨文化的核心代表,它的誕生離不開其南中特殊的社會條件:政治方面,南中地區遠離中原戰亂,爨氏統一南中,局面獨立且相對穩定,為爨區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提供基礎條件;經濟上爨區農牧并存,自給自足,鹽鐵銅錫等重要物資產量豐富,使得爨氏統治穩固,社會安定,人民生活富足,社會經濟有長足的發展;文教上爨氏大姓興辦學校,崇尚儒學,給爨體字的出現與使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一)政治條件

  東漢以后,中原政局動蕩,烽煙四起、群雄逐鹿、正朔不明,直至唐朝建立前,沒有統一穩定且長久的王朝。南中地區遠離中原戰亂,吸引大量內地漢族遷徙前來,與當地少數民族融合,促進文化的繁榮和社會的發展。期間中央王朝對南中鞭長莫及,委派的任職官員,真實到職極少,南中實際上為大姓所控制。

  南中關于爨氏大姓的記錄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末期。與孟、李、霍等幾家大姓之間相互競爭兼并,爨氏成為了最終勝利者。史料記“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永和三年(347年),爨氏力量已成氣候,基本掌控南中地區的各級政權。爨氏氏族又是漢族移民,在南中統治階層中擁有雙重的特殊身份,既是王朝在南中的統治基礎和依靠力量,又是土酋抵抗王朝勢力的重要盟友:一方面接受中原王朝任命為刺史、太守,另一方面又與當地夷族首領通婚,結成“親家”關系,史稱“遑耶”,通過宗教和政治結合的方式成為領導者,爨氏成為維持中原與云南邊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的重要紐帶。
 

爨體字產生的社會條件與文化背景
 

  南中遠處邊陲,在爨氏的統治下,“撫寧氓庶、物物所得”,社會環境相對穩定,為經濟、文化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經濟條件

  爨區經濟一大特點是農牧并存。爨區所在的滇東高原是中國第三大河流珠江的發源地,水利資源豐富,農耕文明起步較早。兩漢及爨時期對于夷人先民曾在湖泊所在地生息有記載——“土俗唯業水田”,“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蠻書校注》卷七)。滇東地區廣泛分布的“梁堆”漢墓中也有大批出土的青銅、鐵器生產工具、器皿中雕刻有水田、池塘等圖案,盤和洗上也有魚、鷺、羊等銘文,反映當時南中的農業生產情況。

  爨時期的工商業主要以礦冶、井鹽和紡織三大行業為代表。礦冶方面,南中地區盛產有色金屬,冶造業起步較早,到東漢時期,已成為全國青銅制造業的重要生產基地之一,《續漢書?郡國志》載:牂牁的“談指出丹”、“夜郎出雄黃”……井鹽方面,古籍中多有記載,《華陽國志?南中志》中:南廣縣“有觀官”。《隋書?梁睿傳》記:“益寧(今曲靖)出鹽井。”《蠻書》中也有提及“鹽井出處甚多……安寧城中皆食鹽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諸爨皆食安寧井鹽。”紡織業方面,《漢書?食貨志》中“南賈滇僰僮。”哀牢“罽氈、帛疊、蘭干細布如綾錦,梧桐木華布潔白不受垢汗。”南中產的氈、帛、布已經傳至中原地區。

  (三)文化教育

  漢明帝時,王阜為益州(今云南曲靖)太守,“政教清凈,始興學校,漸遷其俗”。(《東觀漢紀?王阜傳》),大姓子弟“皆詣學受業,章句既通,悉顯技榮進之”。(《后漢書任延傳》),蜀漢末,霍弋為都督,“撫和異俗”,“立法施教”,“夷晉安之”。至晉代,《南中志》載:太康之后罷寧州(今云南曲靖),置南夷府,“舉秀才賢良”。南夷府職掌“四姓子弟仕進”。同書說南中朱提郡“其民好學,濱犍為,號多仕,為寧州寇冕”。光緒年間在昭通出土的《孟孝琚碑》說孟孝琚“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和“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等語,反映了南中教育的發展。

  南中大姓爨氏十分重視子弟的培養,《爨寶子碑》記載爨寶子為求學,“宮宇數仞,循得其墻”;學成被“舉秀才”入仕為“本郡(建寧)太守”,在職期間,“寧撫民庶,物物得所”。碑文著重宣揚爨寶子的“仁”和“忠”。《爨龍顏碑》中,爨龍顏是一個典型封建史學家筆下的忠臣良將。從爨龍顏所受的教育、性格特點、生平事跡,特別是政績方面,展現了儒家思想的仁、忠、孝、禮、義等。

  二、文化背景對于爨體字產生的影響

  上述的社會條件下,爨區有了長進的發展,爨文化的繁榮發展對爨體字的出現及最終形成起決定性作用。

  首先,中原漢文化是爨文化最重要的文化源流——《爨龍顏碑》記錄了爨氏的先祖“耀輝西岳”,“蟬蛻河東”,“遷運庸蜀,流薄南入”。爨氏先人是漢族移民,爨文化中存在著濃厚的中原漢文化印記。其次,相對獨立的生活條件與復雜的當地土著文化基礎使得在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兼具了多元性,首次爨文化學術討論會上也確立了爨文化的特征是一種多民族的復合型文化。爨文化創造者不單是遷徙南中的漢人、古滇國時期的滇人,還有叟、僰、昆明等古老的當地族群。因此爨體字以繼承漢文為主,同時又兼具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特點。

  (一)對漢文的繼承

  “爨體字”本質即漢文書法變體。《孟孝琚碑》、《爨寶子碑》及《爨龍顔碑》的碑文;三國蜀漢官員呂凱寫給雍闿的信;霍承嗣墓壁畫中的題記均為漢字……二爨碑文中有大量異體、通假字的遣用,經過前人桂馥、阮福、陸增芢黃炳堃等多位學者的輯錄和考釋,阮福跋謂:“皆與北魏碑字相同”。(見《滇南古金石錄》)

  馮嵐先生的《“二爨碑”初探》中:《爨寶子碑》整體風格保留有隸書較強的特征,用筆厚重,字體基本規律是橫畫平直,豎畫直下彎收,或為楔形豎,點畫多呈現三角形點,撇捺拘束短收……其中馮先生舉例了“如”、“何”、“湖”、“誕”等字。

(爨龍顏碑“深”字,二列第四行)

  爨體字所記錄的文本也保留了大量漢文化的影子。《爨龍顏碑》用典頗多,碑文中的典故,全來自經、史和諸子著作,如“靖拱端右”(見《詩?小雅?小明》)、“民歌其德”(見《詩?小雅?車舝》)、“或躍在淵”(見《易?乾》)、 “在家必聞”(見《論語?顏淵》)、“旻天不吊”(見《春秋左傳?哀公十六年》)、“在三”(見《國語?晉語》)……

  (二)爨體字的多元特點

  在繼承漢字前提下,多元的文化碰撞融合,使得爨體字在繼承漢字的同時,融入了遠離中原的蠻荒鄉土氣息。《爨寶子碑》誕生較早,雖然仍有隸書,但結體與筆法方面已經有了變化,隸書的“蠶頭雁尾”已由方頭所取代,大爨碑較小爨碑晚了五十三年,處于南北朝的劉宋時期,字的隸意猶存,但楷書的意味更濃,字的大小間隔行距都更為嚴謹,在整齊之中有變化,互相錯落奇趣橫生。

  書法講究用筆、結構、章法等。就用筆而言,爨文化專家平建友先生在《遠逝的繁華——爨鄉家族興衰研究》對爨體字進行了分析。平先生提出爨體字含篆隸遺姿,兼有行草筆跡,熔篆隸楷行草為一爐——“點”多三角而變化多端,深字有九“點”,各點不同;“橫豎”堅實如鐵; “撇捺”末端忍蓄出鋒又急收,飽滿中蘊含隸意;“勾”筆含蓄中滿,“折”筆變化也不盡相同。

  (爨龍顏碑“深”字,二列第四行)
(爨龍顏碑“深”字,二列第四行)

  (爨寶子碑拓本)
(爨寶子碑拓本)

  結構和章法這兩方面,方聰文先生在《爨鄉民俗文化大觀》中的描述更為直白——(爨體字)在結構方面往往打破左右對稱的均衡章法而任意為之,字的大小、寬窄變化很大。有的字隨意夸大某一部分或縮小某一部分,甚至減去筆劃,有的字頭重腳輕;有的不該傾斜的傾斜,而該斜的卻又不斜;有的字是左右結構卻寫成了上下結構;而有的上下結構的字又寫成了左右結構;有些類似初學寫字者的稚氣和大膽,顯得潑辣靈活,頗有我自為之的味道。章法方面,字與字之間,大小交錯,正斜互補,形成了一種動態平衡,創造出書法中“野(無法)、蠻(無理)、怪(無度)”的美學特征。

  古往今來,眾多大家學者對于爨體字的多元變化的奇特之處多有贊嘆。趙發潛謂其:“結字在平正中有方、長、扁、圓;圓中見方,方中有圓,又夾以靠左右取勢之字,互相錯落,奇趣橫生。”李慈銘跋《爨寶子碑》:“字尤遒美,波搩賴法已開唐隸之風。”

  三、爨體字的價值

  在藝術方面,爨體字作為漢字的變體,是隸書楷化的典型代表,也是后人研究書法發展變化的重要實物材料。在社會文化方面,爨體字是云南曲靖的文化名片,在推動城市文化發展與書法旅游文化建設上有著深度挖掘的潛力與價值。此外,爨體字所內涵國家統一,包容多元的文化精神在當今中國新時代發展進程中頗有值得探討的現實意義。

  (一)爨體字書法發展上的價值

  楷書的誕生至遲于東漢后期,最后定型于唐朝,魏晉南北朝是由隸轉楷的重要階段。西晉禁碑嚴格,即使存在私刻但數量極為稀少。東晉禁碑依舊如此,江南尚未發現一塊正式的碑刻,僅存在少量墓石,書體粗糙,不能成體制。“南朝禁碑,至齊未馳。”南朝碑版流傳寥落稀少,多以書帖為主,尺牘墨跡較多。且由于南北朝的政治經濟條件所限,北朝書法多受南朝書法影響,南朝統治中心地域破除隸法向楷書邁進的速度比較快。

  東西晉及南朝都實行禁碑令,石刻書法極少,而南中地區地處邊疆,又受爨氏統治集團控制,雖然奉東晉中央王朝為正朔,但對于禁碑令卻有所突破,因此出現了二爨碑。張同印先生的《論北朝石刻書法的地位與藝術風格》提出:“東晉書法在隸書楷化的發展過程中,‘二王’書法在書法的變革中走在整個社會書風變革的前面,然未被社會全面接受,魏晉隸書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爨寶子碑》正是代表了雖有變化但相較于‘二王’書風又相對守舊的書風。”

  二爨碑是南朝石刻書法的代表,是研究東晉南朝時期隸書楷化的重要事物資料。張同印先生的文章中同樣有對二爨碑的描述:“‘寶子碑’結體古拙,筆劃剛勁,橫畫收筆仍有波碟之勢,尚有明顯隸書余姿。但是,已不象漢隸。在結構和筆畫上初露楷書端倪,成為研究由隸向楷過渡的重要資料。“龍顏碑”則又向楷化邁進了一步。雖然仍有隸意,而楷法更加明顯。隸書的波碟開始退化,楷書的勾挑已經出現,筆畫的轉折明顯楷化,結體上也沖破了隸書的束縛,開始有了楷書的結構模式。”

  東晉及南朝禁碑嚴格,石刻書法保留較少,即使存在片塊墓石,其書難成體系。北朝雖無禁碑,但受其政治經濟影響,大家較少,受南朝書風影響多,隸書楷化的速度也不如南朝,爨體字的在書法發展史上的地位尤為突出。

  (二)爨體字文化價值

  爨體字是承載爨文化的核心代表——對于爨氏的文化風貌有所記載的文獻資料十分有限,僅留下幾通爨碑和早已被盜劫空的梁堆墓,爨體字是爨氏留下的為數不多實物資料之一。

  陸良縣的《爨龍顏碑》,石碑上飾有眾多浮雕,浮雕的布局蘊含著中國傳統的宗教、藝術、圖騰,以及碑體演變的眾多文化信息。碑額下部正中的“穿”則傳達碑刻演變的古老信息。爨體字不僅受廣大學者關注,在民間也具有極高的地位。當地百姓使用爨體字來寫對聯,以祈福來年風調雨順。在上個世紀,曾有大量國外學者于此研究爨體字,爨體字的拓片也極具收藏價值,自二爨碑成為國家重點保護文物,其拓片更是無價之寶。

  爨體字是曲靖的文化名片。作為云南第二大城市,曲靖自漢末至唐一直是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爨體字為曲靖城市文化建設提供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2011年,曲靖市委宣傳部、中央電視臺《探索?發現》欄目與云南高原影視文化中心聯合制作了《爨碑驚奇錄》;爨文化小鎮項目的成功申報并于2018年12月正式開工。電腦字庫軟件的開發促使爨體字進一步走近云南人民的日常生活。爨體字經過電腦的藝術加工處理后成為藝術字體,以商業廣告和公共宣傳為載體,應用于書籍設計、產品包裝,甚至大型戶外廣告設計和商業空間設計。

  爨體字還帶動曲靖的書法旅游文化。曲靖潛在豐富的旅游價值——獨特的地理環境、深厚的文化底蘊、濃郁的民俗風情與眾多的少數民族聚居。2018年8月,云南省十大歷史文化項目推進工作座談會上就爨體字提出研究開發爨文化旅游品牌。爨體字對于宣傳曲靖、提升曲靖文化品格和城市知名度以及曲靖的旅游開發起著重要推動作用。

  (三)爨體字文化精神的現實意義

  2019年初《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民族復興、國家統一是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向。而爨體字是爨氏統治下依舊堅持國家統一的重要歷史見證,是習近平民族復興事業中國家統一思想的重要例證。

  爨氏統治下的南中地區少數民族聚居,在經濟、文化等多方面都擁有創造獨立文字的社會條件,然爨字依舊選擇繼承漢文并對多元的當地文化兼收并蓄,在文體、碑制等方面延續中原傳統。《爨寶子碑》《爨龍顏碑》《爨守中墓志銘》均有記載:爨寶子“弱冠稱仁”后,放棄“恃遠擅命”,親自入朝侍君,并與北魏道武皇帝拓跋珪開創了歷史上“一國兩制”的先河。平建友先生在《從〈爨龍顏碑〉看南朝劉宋時期漢文化的傳播和影響》一文中敘述:爨氏地方政權承認中央政權,接受王朝封號,從未打出過割據稱王的旗號……乃至龍顏薨時,劉宋王朝“遠感”,禮儀隆重,“追贈中牢之饋也”。爨體字是爨氏對中華傳統中“大一統”傳統政治思想的追求、傳承并積極傳播的歷史記錄。

  同時,在二爨碑的碑陰部分記載了大量職官,官制主要延續中原傳統。爨氏地方政權仍奉中原晉、宋王朝年號為正朔,雖“開門節度、閉門天子”,但始終以歷代封建王朝轄下刺史、太守、校尉、將軍、都督等地方軍政長官的頭銜和身份活動在南中政治舞臺上,在政治上將云南始終保持在封建國家的政治體系和封建版圖之內,維護了國家的統一與多民族的團結。

  四、小結

  與中原戰亂相對隔絕、大量漢人移民帶動南中地區快速發展等社會條件為爨體字的產生奠定基礎,加上邊疆地區眾多少數民族的復雜文化背景造就了爨體字獨特風格。爨體字在隸書楷化這一過程中成為典型代表之一,在書法藝術方面展現了獨當一面的價值。現今社會,爨體字是學者們探尋歷史,了解爨文化的重要途徑,不僅成為曲靖的城市文化名片,還推動了曲靖的城市文化建設。爨體字的文化精神存在著愛國統一思想,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統一提供了一枚重要例證。爨體字即是爨文化的縮影亦是代表,無論藝術方面或社會方面都存在不菲的價值,隨著廣大學者的深入研究,必將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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